徐浩然：最难以释怀的北大情结

    我出生在红土高原云南，祖籍在鱼米之乡湖北，读书在皇城根下的北京，工作地点则辗转过南粤大地广东和人杰地灵的江苏，一次一次的人生选择让我无怨无悔。但是在这些选择中，唯有北大情结是最难以释怀的。

                                                                                                                        （一）

    我的北大情结，始于1987年，那一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高考之年。

    1987年的七月，还记得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昆明第一中学那空阔、墨绿的草坪上翻了几个跟头，然后掏出笔来，在“高考志愿表”的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因为在半年前，我已经参加完广院所有艺术类考生“过五关斩六将”的残酷面试，面试成绩居然名列云南省第一。我想，无论文化科目成绩怎样，都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成绩，同时也很有主见的认为，那时还不是太红火的广播学院，是我钟爱的电视事业的最佳摇篮。

    十多天后，从学校赶到家里来报喜的同学说，我的高考成绩是537分，名列昆明第一中学第一名，可能是云南省的文科探花。我深吸了一口气，遗憾，些许的遗憾，因为这个成绩，足以让我轻松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法律系等这两个我向往的著名院校的热门专业。可我知道，我已经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了，甚至见到当时的中学校长邱挽华老师也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校长对我说，“我们学校的光荣榜上少了一个北大生，好可惜啊”。

    不过，人世间最奇妙的事情就是，只要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人们都愿意承担责任。转念一想，未来的专业比学校更重要啊，我这样的宽慰着自己，也许作为学生记者的我，确实是太钟爱新闻工作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北大情结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的。

                                                                                                                          （二）

    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涯，虽然没有成为北大学子，但是拥有北大的情结我，变成了另一重形式的北大生，弥补着我的遗憾。于是，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从北京的从东头移动到西头，从广院的梆子井倒三次公交，到北大校园去“度周末”。因为那个时候电话不是太方便，我的中学校友甚至不用联系我，在北大的宿舍早早为我整理好一个回北京家住的同学的床铺，天一擦黑，我一如继往的就会准时的出现在他们的宿舍门前，同学们也早就不把我当外人了。北大的周末，让我似乎感得自己就是一个北大人，教室里有听不完的讲座，图书馆里有看不完的图书，未明湖畔有听不完的故事，宿舍里有说不尽的话题，食堂里有价廉物美的饭菜……

    我想，我身上至今流淌着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独立、自强的品格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在北大被活活熏陶出来的，我的“北大精神”由此而引发。1991年9月，带着毕业作品和论文“双优”的“荣誉”，我返回了家乡云南，从事了我早就为自己设计好的职业——省电视台记者兼主持人。从提脚架，举灯光，到拿话筒，写稿子，扛机子，编带子，电视台所有的活儿几乎都练过。1994年，当我在电视台刚刚当选为团委书记、栏目负责人，拿到三房一厅的宿舍钥匙时，广东电视台的一则招考启事，却激活了我要不断挑战自我的北大精神，为什么要重复自己呢? 为什么不可以在新的领地重新开始呢？偷偷地报名，顺利地通过初试，面试和录象……我成了广东电视台1800多个报考者中的十多个幸运者之一。

    2002年，同样的情节再次发生，我被人杰地灵的江苏召唤，从近千的江苏卫视戏新闻节目总主持人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半是自己也半是运气，更主要的是北大所学到的不断挑战的精神。这一年的7月22日开始，我每天端坐在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的演播室里面向大家问好。2004年9月，我又通过公开竞选的方式成为了作为中国民生新闻代表的江苏卫视《18690新闻眼》的总主持人。做新闻，最好的一种感觉就是每天都能面对真实。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幸运得到了全国主持人行业的最高荣誉全国主持人金话筒金奖，2004年又被评选为“年度中国最佳主持人”，使我的事业发展有了些许的立身之本，有一位评委专家说:“徐浩然这样的主持人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他深深地陷入到了新闻事件的漩涡之中，他年轻而沧桑的脸上写着一个个的新闻故事，这些营养培育了他的思想，使他和新闻事件不可分离......”

    几千个日日夜夜眨眼过去了，一位已过“不惑”的曾经的新闻人，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自己的所有选择都无怨无悔，不过所有的选择都留有遗憾，例如至今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再例如，我与北大的缘分只能是外围和浅层次的，虽然，我时时接受着北大精神的鼓舞，但是毕竟还没有真正地走进去，成为一名北大人。不过，其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深深地触痛了我心底里的北大情结。

                                                                                                               （三）

    2003年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张建武同志追思会”。张建武同志的亲属、各级领导及其生前师友参加了追思会。参加追思会的领导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校长许智宏,以及迟惠生、赵存生、岳素兰、王登峰、林钧敬、林久祥、郝平、吴志攀、林建华、鞠传进、王丽梅等校领导。追思会由法学院院长朱 苏力主持，闵维方书记致悼词。会后闵维方、许智宏等会见了张建武同志的亲属。张建武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北京大学吉林省招生工作组组长，他于2003年6月14日11：20分在长春执行招生咨询任务中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4岁。

    那一天，在北京大学的网站上赫然写着：

    张建武同志1969年5月出生于云南昆明。1991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在北大党委组织部协助领导从事党建工作。1994年9月，他回到北大法学院工作，先后担任了法学院团委书记，学生工作组组长，院党委副书记，并兼任法律系副系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承担了大量复杂、繁重、细致的行政管理工作。长期以来，他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招生工作组组长，他的努力工作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他不幸殉职之前，他还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获得最高奖项－－李大钊奖。张建武同志的不幸殉职，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北大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学生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好老师，法学院失去了一位好领导，教职员工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们感到万分悲痛……

    张建武，正是我曾就读的昆明第一中学的同班同学，因为当年我没有报考北大经济法专业，所以上了这个专业的就是他。从昆一中的初一开始，一直到高三毕业，我们一共做了六年的同学，具有这种同学缘的，好像只有他一个。还记得，他是北京生人，一口的标准北京腔，一个随时都爱笑爱运动的健壮男儿的他，从小随在云南电台工作的父亲到了昆明读书。在我心目中，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人，他都是我永远的榜样。中学期间他便是全国三好学生，是中学生党员，还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的各科学习成绩总是那么的遥遥领先，我再怎么努力，都只能位居老二而甘拜下风。不过，我在高考时却有些超常发挥，他当年高考成绩却是505分，虽然少了我32分，可是他如愿的被北大经济法专业录取了，本来如果没有填报广播学院的话，去北大上学的应该是我。很羡慕他的选择，在广院学习期间，我到未明湖畔度周末的时候，在中关村各高校诸多云南校友老乡团聚的时候，经常见到那个有着胖乎乎、笑嘻嘻的脸庞和厚厚肩膀的我的老同学，北大法律系87级4班的张建武。

   据说，1991年张建武是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校的，其后他还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工作奖、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奖、北京大学德育优秀奖、北京大学大通奖教金、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招生工作突出贡献奖等等荣誉……而我，也以男生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回到了建武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云南省广播电视厅，成为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兼主持人。这一别就是将近12年。这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张建武的消息，毕业后他本来也可以选择做一名学者，但一如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本领，他甘心去当一名配角搞起了行政工作，尤其让我们感佩的是：建武特别善于始终满怀热情地去干那些别人看来很琐碎很累人的活儿。

    2003年7月，记者施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追忆文章《六月的思念》中写道：在妻子谷凌的记忆里，自己的丈夫永远那么忙碌，每天很早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家。有时半夜里接到电话，学生有事找他，他会一骨碌爬起来，打车从西三旗的家中赶回学校。北大百年校庆，他和同事们安排好所有的细节，包括座位和饮水等等。那时他家和办公室仅隔着一条马路，他却忙得一个星期没有回过家……他帮助子女不在身边的病故教师换寿衣、抬灵柩；非典流行期间，他给在家隔离的同事购买生活用品并送到家门口；他亲自为骨折的学生炖汤，送去课堂笔记……在法学院同学们的记忆中，他是蹬着三轮车，为新生运送行李忙前忙后的张老师；他是非典肆虐时，一个个打电话，一封封发电子邮件，嘱咐学生不要惊慌，注意身体的张老师；他是拿出自己的奖金给学生充实班费开展活动、经常到学生宿舍送去问候的张老师。因为一位老师忙于博士论文答辩，张老师主动承担了给医学部同学上课的任务。回想他讲课的日子，同学们清楚地记得，不论天气如何，他总是骑着自行车从西郊的本部准点赶到学院路的医学部。通过电子邮件，他不断地给学生发送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并解答同学们的一个个问题。考试后，他一篇篇仔细地批改150多篇论文，认真负责地给每人一个成绩……

    没错，这一言一行，活脱脱的就是那个张建武，从文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我的那个可亲可爱可敬的老同学。可惜天妒英才，1987年，这个18岁的青年从彩云之南来到了燕园，从此他的生命就和这个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永远不分离。而从这件事情之后，我的北大情结更加的浓郁。作为建武的老同学，在他辞世七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想，建武一定不会后悔他的选择，正如我也不后悔我的选择一样，因为一个人一辈子能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实在是一种幸运，特别是，当这种幸运是由你自己选择，或者创造时。

    是的，世上真的很少有哪一种职业能像“教师”这样神圣，选择“教师”其实就是选择人生，就是选择了人生的一种幸运，而选择做一名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法律系的教师，则是幸运中的幸运。从建武身上，我看到了教师的光荣与伟大，更看到了教师的责任与使命，对这个行当有一种特殊感情的我，其后也不断地走进了大学的校园，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讲坛上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在丰富着社会的同时，社会在不断地丰富着我，所以教师生涯所给予我的，其实比我所付出给她的多——不仅教会了我去懂得去“珍惜生命”、“珍惜现在”、“珍惜自己”，还教会了我去懂得“学会思考，学会宽容，学会感受”……

（四）

    我是一个好学的人，因为学习不仅让我不断的思考，更让我充满着快乐。

    1994年从云南调到广东工作以后，我想继续在专业上深造，就选择的了一个张建武同学的老本行，到中山大学的经济法研究生班进修。2002年，再次调入到江苏工作以后，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读了一个管理学博士。这期间，在北大进修过一些传媒的课程，记得在勺园的那些日子，总是天蒙蒙亮就早早起床，到西门附近的荷塘边上去晨读，对着眼前翠绿的荷花和那如镜子般清澈的湖水，望着蔚蓝天际上点缀的朵朵白云，听着不知名的小鸟的吟唱，捧着季羡林等北大学人的哲学著作，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我的北大情结在不断的萌发。

    也许是我管理学博士和金话筒主持人的特别身份，使得我与北大的缘分在渐渐加深。这几年，我连续主持了厉以宁先生主政下的北大民营经济研究院所举办的年度经济论坛等等相关活动。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为国内最早致力于个人品牌的研究者，2006年2月在北大百年讲堂，我发起成立的国际品牌联盟中国个人品牌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同时我向在场的数百名企业家宣讲了关于所研究的个人品牌理论。厉老师主编的《北大商业评论》2008年第四期刊发了我《个人品牌的五大法则》的文章，文中我第一次给个人品牌下了定义：以个人为传播载体，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情感特征，符合大众的消费心理或审美需求，能被社会广泛接受并长期认同，可转化为商业价值的一种社会注意力资源。

    北京大学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著名品牌，而也正是品牌，让我终于有机会成为一名北大人。2007年当我在南京获得了管理学博士学位后，我想如果不能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的话，我这辈子可能真的就和北大失之交臂了。于是在做传媒事业最兴旺的2007年，不愿简单重复自己的我，离开了江苏电视台《1860新闻眼》的主播台，结束了17年的新闻人生涯，到了与北京大学合作培养博士后、拥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的500强企业——远东控股集团，除了帮助远东打造包括品牌与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企业“软实力”之外，还从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有关企业品牌理论与实践的博士后科研，尤其是研究个人品牌、企业品牌与组织品牌的关系。2008年1月，我如愿的拿到了北大的一卡通工作证和一枚红底白字的北大校徽，至此，我的北大情结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

    2010年9月29日，注定将成为我毕生难忘的一天，近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在这一天正式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的出站报告会在远东大学的智慧学堂举行，北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桂田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教授、王大树教授、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教授、北大博管办主任范德尚、经济学院博管办李梅老师，还有远东控股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蒋锡培、首席执行官张希兰及各子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100多人共同检验了我在远东的研究成果。出站报告获得了北大经济学院各位老师的一致好评，评审顺利通过。

    回味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心中感慨万千，因为这份报告的研究与撰写过程，是一个充满感谢、感激与感恩的过程。博士后期间，从课题的选题、研究的内容到方法的制定，合作导师黄桂田教授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及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本文的顺利完成。导师渊博深广的知识学养、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而不僵化的治学方法，对我产生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谨向黄老师以及所有给予我关心、帮助、指导的老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北大博士后办公室主任范德尚老师以及北大经济学院负责博士后科研工作的李梅老师。在北大诸多优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当中，范老师提名我代表北大竞选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的领导工作，使我有幸担任了第20届北京博士后联谊会常务副理事长职务，让我有机会接触外校更多优秀的博士后，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同时使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此外，李梅老师对工作的严谨细致更是使我的博士后研究能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涉及博士后的各项日常工作比较琐碎，但事无巨细，每次当面或电话向李老师请教时，她都让我感受到北大经院家一般的温暖。

    在北大的学习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一个新闻评论员及社会观察者，母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海纳百川的精神以及“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风尚让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变得更加独立、客观，母校留给我的思考却是深远的。博士后，对学习者来说，也许到了一定的峰值，但我与北大的情缘却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只是开始，因为我爱北大，北大给予了我太多的激情与梦想，还因为我有数不清、理不完的北大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