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过程：从“达摩五指”到“独孤七剑”，再到“独孤九剑”，三次拆分事业部;限制孙正义投票权，从雅虎手中夺回控制权，再到支付宝私有化。

　　争夺结果：独创合伙人制度以限制董事会，架空大股东。

　　游戏注脚：通过合伙人制度对抗资本市场的普适规则，再通过金融新生态预防危机，但对马云而言这终究不是长久之策，股权结构带来的未来威胁还是要回到原点来解决。

　　资本的权力也是权力，企业的政治也是政治。政府与企业，都可以称作经济，也都可以称作政治。政府是执行公共服务业的超级企业，而企业本身则是细分下来的全能政府的具体部门。它们的差别，大概只有人民主权与私有产权的法理根基的区别，其他方面，基本一样。

　　从阿里巴巴这样一家跨国电商巨头身上，可以充分地看到其创始人纵横捭阖的权力江湖。这是一家企业，不过站在权力政治的角度，阿里巴巴本身却是一个新兴的超级帝国。

　　帝国首脑是马云。

　　如果我们从政权的角度来解读阿里，会发现它有三个根基：劳心者治人——马云的团队里都是些聪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利润高于一切，或者说利润预期高于一切，从权力角度上自然是个人权力最大化。暴力决定分配——与政府密切关联，搞好政府关系。如果说还有第四个，大概就是公关——放烟幕弹，度过公共危机。将这几个根基调配在一起，需要卓越的艺术。三原色可以调配出优美的图画，卓越的领导者则是这个图画的作者。

　　斗软银，防雅虎—谋权

　　阿里巴巴自1999年成立以来就风浪不断，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先后遭遇了易趣的阻击，软银投资的要挟，支付宝的分拆等重大事件。然而阿里巴巴却还是在曲折中茁壮成长了起来。壮大的背后，隐忧从未消除。

　　马云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为了筹集阿里所需的发展资本可谓殚精竭虑。他有个总原则—不能丧失控制权。在与日本软银的融资谈判中，孙正义看到了阿里巴巴的前景，急欲投资，甚至想要控制阿里巴巴，而马云虽然也急需资本，但却坚决彻底地否定了孙正义想要控股的要求，一度面临谈判破裂的风险，最终马云还是坚守住了这一底线。时至今日，日本软银总裁孙正义虽然依旧掌握着30%以上的公司股票，却很少有投票权，这必定不是正常现象，只是为以后的权力争夺埋下了伏笔。

　　马云对阿里控制权的维护，却在与雅虎的融资合作过程中，由于贪婪而丧失了必要的警惕。杨致远以10亿美元入股阿里巴巴，获得了40%的股权。马云决定如此轻率，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诱惑，另一方面却是对昔日同盟杨致远的盲目信任，认为杨致远不会挑战他的地位。但最终黑天鹅出现了。杨致远被罢免了雅虎董事会主席，新任的雅虎女总裁巴茨野心勃勃，依恃雅虎持有的40%左右的股权要“入主”阿里巴巴。雅虎不再超然，企图夺取控制权。形势一下子就严峻了起来。虽然最终这场危机因为巴茨本人的辞任而不了了之，虚惊一场，但也为马云敲响了警钟。

　　随后，忧心忡忡的马云就决意要在香港退市，以私有化的方式筹集巨额贷款来为几年前的错误赎身。困境之中显精明，港股市场当时一片低迷，私有化并未付出比当年上市更高的成本。不过马云的持股哪怕是在私有化后也照旧是少数，仅有8%。根本无力以股市里的正常规则维护控制权，但他依旧力图全面掌控阿里巴巴。于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个“合伙人制度”，意图彻底架空大股东。这当然是歪招，切勿随意模仿。

　　排除异己—合伙

　　什么叫合伙人制度?就是合伙人依照协议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要承担无限责任。它不同于一般的股份制，权力掌握在合伙人手里，而不是一般的股东手里。放在阿里巴巴身上则是用合伙人制度内部套了个股份制度。阿里巴巴上市只为筹钱，按马云的话说，资本方是公司的舅舅而不是父母。谁是父母?当然是合伙人，他们控制公司。那么合伙人是哪些人呢?

　　阿里的合伙人是这么安排的，共30名合伙人，有22名来自管理团队，其他则来自关联公司管理团队。合伙人组成委员会提名董事，进而控制整个公司。大股东软银仅有一个董事提名，且其投票权按协议归马云等人支配，这就限死了大股东的权力。

　　关键在于，这些合伙人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些合伙人当中，只有马云和蔡崇信是永久合伙人，其他的都是三年一改选，并且要求在阿里工作五年以上，高度认同阿里文化的人。谁要是离开公司，合伙人资格也就随之丧失。

　　由此可以说，这些合伙人，其实就是马云的老部下，并且“高度认同阿里文化”，阿里权力文化的核心就是马云必须掌权，也就是要忠诚。这些合伙人谈不上“独立人格”，根本上是要听从于马云的，实际上与“钦定”差别也不算大，是君臣关系。只不过制度层面上没有写明，这深得中国人脉文化的精髓。

　　用合伙制嵌套股份制，让股份制彻底沦为合伙人的筹资工具，乃至领导者通过合伙人达成个人集权。这种权力架构，是用较为原始的公司结构来吞并较为现代的公司结构。谈不上是公司的发展进化，倒不如说是面对危机时展现出来的制度“返祖”现象。

　　这种“歪点子”能过关，首先要求管理者本人强势、具有人格魅力，而且也要大股东们素质优良，暂时容忍管理头目的“为所欲为”。

　　集权之下—隐患

　　合伙人制度，无疑是种独裁制度。即马云有绝对的终极独裁权力。合伙人都是他的手下，或许也有政府方面的代表，这些异己者在没有关键利益威胁时也是要听马云的。股份制度被彻底置换为所谓的合伙人制度。这就等于是白拿了投资者的钱，也是白圈了钱，反正马云稳坐钓鱼台。他要比谷歌的那两位创始人独裁得多，哪怕是上市之后—面对阿里巴巴这个商业帝国，资本市场也暂时丧失了监督手段。

　　合伙人体制的精妙安排，不得不说是个天才之作，不过这里面，独裁缺乏监督的影子却是浓厚的。这类似于苏联体制，掌握实权的都是管理者集团，而管理者本身却缺乏有效的监督。仅有马云本人的监督是完全不够的，合伙人们本来就是他的元老。这个体制太依赖于马云本人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如果阿里帝国没有按照预期那样高速地发展，那么马云本人的人格魅力也就要大打折扣。

　　同时，虽然软银已经转让了投票权，但这样的协议必定不是永久的，也不符合美国法律传统——资本市场优先照顾资本的利益，意思就是说，如果软银赚不到预期的钱，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权，那一定会闹掰。再加上孙正义本就是权力欲望极强的人，到那时候就极有可能趁人之危，依靠绝对多数的股权瓦解合伙人体制，实现权力更迭。对于孙正义之所以坐拥30%以上的股票且不要投票权的怪异行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马云不可能没意识到这点，因此权力斗争也就是与孙正义的斗争。前景来说不利于马云，马云能寻求的不过是通过不断地收购来稀释软银的股权，但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随着阿里海外业务的扩张，马云的合伙人们未必都会是中国市场的管理人，这也会削弱马云的绝对地位。

　　合伙人体制这种聪明的设计，或许就只是为马云这样的少数股权野心家掌握权力而存在，恐怕长久不了，就如同苏联体制最终崩溃一样。

　　苏联有大清洗，而后历任领导人都有清洗，这是官僚集权体制难以避免的通病。德鲁克说过，这种官僚集权制度，也就只能靠政变来维持体制活力。如果哪天政变没了反倒是坏了，像戈尔巴乔夫这样没经验的人上台，最终把体制瓦解了。总的来说，它的崩溃是必然的。

　　拿阿里巴巴对比苏联，的确让这个故事显得更加耐人寻味。即斯大林为维护自身权威以及体制稳定搞大清洗运动，而马云也会搞“大清洗”式的威逼利诱，促使那些与自己共同创业的元老接受合伙人的体制，重新竞聘，他们得要接受马云的领导，自身丧失作为资本所有者的独立性，这其实是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再比如，天猫内部整合，从卫哲离职到王煜磊免职，一方面可以说这是公司调整，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是“政治”清洗。凡是集权体制都免不了大清洗。马云在未来自然不可能有“马小云”来接替自己，不如在若干合伙的贵族中挑选精明的继任者，帝王清洗权臣可谓是千百年来古老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