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三问”

2019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之年。

继“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正值盛年的马云退休了；未到中秋，已有10个首富倒下了，有些已深陷囹圄；年底，再度出山试图拯救联想于“爱国困局”的柳传志，也退休了。

2019年，刘强东在人生得意须尽欢之时，遭遇“明尼苏达事件”；李彦宏则被当众淋了一瓶水，百度深陷商业伦理泥潭；俞敏洪激情演讲后到全国妇联公开道歉；早已两鬓斑白的朱新礼将亏损的汇源“贱卖”；海航陈峰被巨额债务围困；李嘉诚化身为段子手，写下“黄台之瓜”……

另，王石已经放下，潘石屹告别地产，王健林断臂求生，马化腾压力大增，董明珠赌兴正盛，曹德旺赴美图强。

中国民营企业家怎么了？中国民营经济怎么了？

有人批判中国民营企业家只顾赚钱，大举杠杆，冒进扩张，没有企业家精神，当潮水退去时成了裸泳者、“老赖”。

有人批判中国企业家缺乏独立人格，依附生存，靠关系与政策先机赚钱，当关系生变，政策突变，则商业帝国崩盘，个人甚至身陷囹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要性与贡献亦一目了然——可以用一串数字“56789”来说明：

5：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

6：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60%以上的GDP。

7：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

显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评价与地位，与民营经济的贡献并不相称。面对各种嘲讽与道德批判，中国民营企业家多数选择沉默；面对当下经济与政策的复杂局面，中国民营企业家多数三缄其口。对此，我不禁要问三个问题：

一、如何构建民营经济稳定的政策环境？

二、如何确保民营经济平等的竞争地位？

三、如何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

（注：本文使用了财新莫尼塔研究钟正生《民企纾困周年考》一文中的数据佐证文中观点，在此表示感谢；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可先阅读，并分享给好友。）

如何构建民营经济稳定的政策环境？

前些年，P2P热火朝天，蜂拥而上，如今全面打压、几近“团灭”；

前些年，私募基金如火如荼，资金横行，如今掐死源头，严控严管，频频暴雷；

前些年，长租房，一时兴起，如今，接近凉凉；

前些年，新能源汽车吸金千亿，补贴百亿，如今市场暴跌，艰难求生。

……

中国目前依然是政策性经济，政策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是，政策的不稳定，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民营企业的经营风险。

只有深刻地理解企业家“风险事业”的逻辑，才能真正明白政策稳定性有重要。

稳定的政策预期，是民营企业家做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的基础。

经济系统的本质，是基于劳动分工与协作的跨期迂回生产及分配。跨期迂回的周期越长，意味着风险越大，不确定性越高。

企业家的事业，是一项风险性事业。企业家承担了跨期调节、迂回生产的所有风险。

为什么企业家几乎承担了市场中所有的风险？

在18世纪初期，人们将和政府签订合同的承包商称为企业家。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重新定义了企业家。

他认为，这类承包商不能算是企业家，企业家应是冒险者。企业家，是那些通过企业的方式组织人、财、物投入生产，具有跨期调节能力的经营者。他说，布商是这样的业主：他按某一确定的价格从制造商那里购买布匹和毛料，然后再以不确定的价格将它们卖出去。【1】

与劳动者最大的不同是，企业家支付工资给劳动者，支付租金给业主，买下了未来预期收益的全部所有权，也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引用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来解释企业家——“企业家是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开创并领导了一项事业的人”。【2】

我在《盛年马云，激流勇退》一文中，将中国民营企业家/商人称为“最有闯劲的一群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只能诞生于民营经济体中，因为只有在民营经济体中企业家才真正承担市场风险。

敢闯敢干，意味着敢投入、敢跨期、敢承担风险。这一度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为核心的动力。若“最有闯劲的一群人”不敢闯，不愿闯，不去闯，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企业家停下脚步呢？

由于企业家几乎承担了市场中所有的风险，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家的伤害是最大的，可能重创企业家的预期收益、创新才能及投资信心。

为了深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企业家与赌徒、风险与不确定性。

1916年，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出版）。在这篇论文中，奈特引入了不确定性的概念，揭示了企业家通过冒险获取利润的过程——重新定义了企业、企业家以及利润来源。

奈特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加以区分。他认为，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具有预测特点；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全新的、惟一的、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3】

在奈特看来，利润来自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奈特搞反了。

企业家敢于冒险，但不是像赌徒一样盲目冒险。企业家的利润来自风险，而不是“根本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

正常的市场，具有风险，也具有可预测性。企业家之间比拼的就是，对市场风险的预测以及对机会的捕捉能力。企业家通过经营经验、财务报告、数据统计以及直觉，预测市场，规避风险；通过资源整合捕捉机会，获取利润。

简而言之，企业家是在适度的、可预测的市场风险中构建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有信心投资未来，做跨期调节，搞迂回生产。

而完全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只会将企业家的经营行为沦为一场场赌局。赌博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投机性，是真正无法预知的。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市场出现非理性行为，大量的数据失真、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风险演变为难以预知、或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这时，企业家一般会大幅度地收缩投资与业务，回收和储备现金，待市场从绝对“不确定性”回归到“风险”层面时，再做跨期调节。

在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中，情况与金融危机类似，市场风险上升为“不确定性”。这时，具有风险偏好特质的企业家也畏惧“令行禁止”。政策随意性、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家的试错成本和交易费用，导致预期悲观、信心下滑、投资收缩。

根据新财莫尼塔研究钟正生的研究结果显示，从2005年开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断攀升，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持续下滑。其中，2017年、2019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处于峰值，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则陷入低谷。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截至10月累计增速已经低于总体；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也从2018年的62%快速下滑到57%。【4】

政策的不确定性，除了增加企业家的跨期调节风险，降低长期投资预期外，还会提高市场与企业家的赌性，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企业家的逆向淘汰——守业、转行、退休、赋闲，赌徒、投机者、机会主义者则大行其道。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也有一些人在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中冒险入局、火中取栗。在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中，也有一群人在政策浪涛中“如鱼得水”。这群人的生存策略，除了“胆肥”之外，还有就是挖空心思找关系，打探内幕消息，抢占政策先机，收割政策红利，薅财政补贴羊毛。

在一波波政策红利中，这群“冒险家”注册公司，整合集团，申办牌照，倒卖项目，倒卖资金，获取补贴，抄底资产，哄抬价格，空手套白狼。

尤其是在货币宽松时代，政策套利现象、投机现象更加明显。例如，在私募大潮中，一些持牌私募公司与银行一起做资金贸易赚取利差。又如，一些房地产商提前获悉城市土地规划，然后大幅度抬高房地产价格。

事实上，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家、投机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利的——企业家被逆淘汰，投机主义者也可能马失前蹄，甚至招来牢狱之灾。企业家在赌桌上与普通人无异，甚至容易被淘汰。在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中，企业家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伤害其经营能力与创新精神。

我们嘲笑这群“冒险家”是骗子、老赖，其实根本问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政策环境上。

虽然我们无法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完全区分，也无法将企业家与投机主义者完全区分，但是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市场的投机性越强，政策的不确定性越强，越可能淘汰真正的企业家，越容易聚集投机主义者，越难有原创性的技术创新，越可能催生投机泡沫。

我在《中国经济2020 | 改革性5%＞刺激性6%》中强调，中国经济还处于转轨时期，经济政策是驱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步，只有推行改革政策，才能释放更多市场资源，让市场发挥作用。但是，政策制定后，市场规则需要通过制度确定下来并完善，这样才能将市场这个舞台真正交给企业家。

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容易导致宏观调控扩大化以及政策随意性，而忽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不应该让民营企业家承担过多的政策试错及不确定性的成本。只有政策稳定、政策制度化，才能稳预期、稳投资及稳企业家信心。

如何确保民营经济平等的竞争地位？

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即竞争性市场与非竞争性市场。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国有企业干国计民生的大事，民营企业干剩下的事情，二者相得益彰。但是，在现实经济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无法轻易割裂。

在整个流动的经济体系内，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天然的身份优势，这种结构性问题容易引发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包括产业和市场准入歧视、税收歧视、信贷和融资歧视、补贴歧视、人才引进歧视等等。

其中，信贷歧视，对这两年民营企业的影响很大。

中国的融资市场不够发达，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也就是借贷，包括银行信贷、民间借贷，直接融资（如发行股票）比例少。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多数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同属于“国资体系”，在身份与地位上对民营企业具有竞争优势。再加上政府及政策性因素，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具有倾向性，反过来对民营企业构成信贷歧视。

长期以来，利率市场存在“双轨制”，民营企业的信贷利率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在货币宽松时期，民营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货币紧缩时期，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上涨，部分企业更是陷入流动性困境。

从2012年开始，宽松的货币通过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外溢到民营企业，私募基金突然大规模兴起。但是，2016年开始实施去杠杆、紧信贷政策，严管银行表外业务，打击影子银行，资管新规落地，私募基金大规模暴雷，一些民营企业的资金源被掐断，资金面大幅度收紧。

2018年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直线拉升，到下半年，民营企业涌现违约潮，项目集中暴雷。2019年，民营企业的违法风险依然处在高位。

去杠杆、紧信贷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产业债利差进一步扩大，2019年达最近十年以来的最大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民企信用债净融资额为负数，而国有企业则保持相对稳定。2019年下半年，民企与国企的信用债净融资额持续扩大。【4】

山东省一份官方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约3937亿元，同比少增2059亿元；国有企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98%，民营企业新增贷款仅占2%。

近三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的差异变动，直接影响了这两类企业的利润总额与投资回报率走势。

2017-2018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大幅度飙升，远远高于民营企业；上市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快速上升，上市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不升反降，在2018年下半年下滑力度较大。

最近三年，在信贷歧视的市场中，去杠杆叠加资管新规，导致民营企业的信贷额度突然下降，信贷成本突然上升，是民营企业持续暴雷、陷入债务困境的直接原因。

有些人认为，只有大型民营企业依靠银行信贷，银行紧信贷对中小企业影响小。其实并非如此，经济是一个系统，若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被限贷，业务陷入困境，可能影响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的业务。

其实，信贷歧视对国有企业同样不利。国有企业享受“信贷红利”大规模投资，容易导致盲目投资、产能过剩。2019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滑至负数，表现甚至不如民企。

其实，问题不在于货币数量，而是货币传导机制。我们经常说货币传导机制问题，到底指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信贷歧视造成的利率双轨制。信贷歧视导致资本市场不是一个水平面，而是一个坑坑洼洼的结构性市场。货币宽松时，货币能够外溢到民企中；货币紧缩时，货币滞留在“湖泊”（国企）中，民营则求“贷”若渴。

正如我在《一群老饕、酒鬼、嬉皮士发起的革命》使用的紫禁城原理：大水漫灌时，水从金水河排向各方，尤其是城南贩夫走卒区；当干旱时，水又蓄在金水河不出去。所以，大水总是冲了穷人家，富人家旱涝皆有水，根本原因是水由皇城释放。

根本上来说，这是由银行体制及利率非市场化决定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商业银行就是他们的“央行”。利率非市场化导致价格扭曲，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同时，银行体制及利率非市场化还导致银行风控失当——听市长而非听市场。这无疑加大了银行风险。近年，个别地方商业银行给地方国企及地方投融资平台大规模放贷触发风险。

2018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强化了对货币市场的控制，采取紧信贷、宽货币，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对市场进行“精准滴灌”。不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很难覆盖千万家民企。

如何避免信贷歧视？

首先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保证商业银行的独立性，摆脱行政权力对业务的直接干预，按照市场风险及原则批贷，对商业银行及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信贷歧视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其次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正在推行利率并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在全球零利率、负利率大势之下，中国亟需促进利率市场化，与国际金融周期接轨。如此，有助于降低民企信贷成本，同时让价格起决定性作用，增加信贷的稳定性与企业家预期的稳定性。

最后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制度化建设，防止货币政策调控复杂化及目标过度多元化，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议息时间以及透明程序。

保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平等地位，还需要消除市场准入歧视、税收歧视、补贴歧视、人才引进歧视等。这是一个制度化建设的过程。

2019年中国制定了外商投资法，扩大了外资进入的领域，降低了准入门槛。《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

随着金融市场及更多领域开放，需要进一步降低甚至消除各种市场歧视，做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意见》强调，坚持公平竞争，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在所有的平等地位中，保障人格平等是最根本的。

如何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

2018年下半年，正当民营企业经历严酷的违约潮时，社会上“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私有制消灭论”甚嚣尘上。这种动不动就“消灭”、“杀伐”的论调，令民营企业家不安与彷徨。

在过去四十年，这些言论偶有抬头，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性因素。

我在《自由代价与人类前途》一文中指出，人类先后采用了三种生存方式：强权掠夺、计划控制与自由交易，其中，自由交易顶多是人类生存的第三选项。

近代，从农业计划经济（欧洲城邦经济、东亚自耕农经济）到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世界经历了无数阵痛，中间还经历了工业计划经济的弯路。

本质上，从计划控制切换到市场交易，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是一整套思想、制度、经济结构与社会体系的变革。计划控制与市场交易存在天然的对立性，前者强调计划与控制，排斥风险与交换，崇尚集体主义；后者强调劳动与交换，拒绝控制与垄断，推崇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

西方世界切换到自由交易已两三百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过四十年。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一旦交易费用高企，一旦市场出现风险，一些人很自然地怀疑市场与企业家，甚至希望回归到计划控制之下。

如此，争论、分歧与疑虑又会重现，民营经济、企业家、自由市场与思想都可能受到针对。以交易为生的人依然相信市场，以计划控制为生的人相信自己，以强权掠夺为生的人相信权力。

对这些论调口诛笔伐之余，真正需要深思的是，如何树立民营经济家的独立人格。

要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国家需要在战略上明确，过去的时代已经翻篇了，这个时代属于市场经济。在社会转型期，中国需要围绕着市场经济摸索出一整套思想及制度体系，同时兼容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

这是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的第一层面。

在经济转轨的时代，企业家身上总是背负着“资本家的原罪”。比如上面讲到的经济学家坎蒂隆，他本是一位金融投机家，在著名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中，坎蒂隆与约翰·劳合谋在股票市场中套利达2000万里弗尔（相当于法国当年财政收入的13.8%）。

但他狡兔三窟，成功地逃脱了惩罚。不过，据说，他最终死于佣人之手。厨师因记恨坎蒂隆，将其杀害，并纵火毁尸灭迹。坎蒂隆身上凝聚了当时人们对资本家的所有的憎恨。

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用心良苦地将企业家从资本家中独立出来，以彰显企业家的价值。德鲁克继承了熊彼特的主张，推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改革开放时，中国将企业家从商人中脱离出来，贴上道德的标签，以压制反对的声音。如今，《意见》明确指出，坚决抵制、及时批驳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

所以，今日我们需要对企业家树立一种客观而理性的认知。对企业家需要去标签化、去道德化。其实，企业家与商人，没有本质区别，只有跨期调节之长短有别，与道德无关。

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其中深层次的逻辑是，企业家聚焦于更长远的、持久的利润回报，选择周期更长、风险更大的跨期调节；为了对抗风险则选择技术、产品及管理创新，以强化对市场的垄断性；同时，为了生意的持续性，更加顾及公司及个人信誉，更关注社会责任。

其实，企业家只是最有闯劲、最敢闯的一群人。除此之外，企业家与商人、劳动者及所有在市场上从事交易的人一样，都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无需附加过多的道德标签。

承认按照个人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可怕——符合人性。反过来，遮遮掩掩，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引发灾难后果——正如哈耶克所言：“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5】

英国经济学家伯纳德·孟德维尔曾经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6】

后来，西方历史用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孟德维尔和亚当·斯密都过于理想。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缺少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制度建设——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所说的“经济学的缺环”。

制度的作用是替代高昂的信息费用（乔治·斯蒂格勒），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在公平的交易制度中，制度约束恶德对他人的侵害，如此每个人根据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事，社会福利才能可能最大化。

所以，真正有利于每一个人的解决之道，不是批判“企业家原罪”，也不是遮盖企业家（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是构建一个让每一个企业家、让我们每一人都能够有的放矢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公平交易制度。

这是树立民营经济独立的法人人格的第二层面。

例如，以破产法为例。现在不少企业想破产破不了，也有一些企业主该还债却不还。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先生呼吁不要用“老赖”形容破产企业家，因为企业家的事业本身是风险事业，应鼓励他们继续奋斗。他还再三呼吁立法允许私营企业破产，现在很多影子银行在追债，如果不允许企业破产，后果不堪设想，会导致社会问题。

我在《一部债务与破产的政治史》指出，债务免责和破产法是现代市场兴起及行以致远的必要条件。

对债的认知，是现代市场意识的关键。经营意味着风险，债是风险的核心。债的本质，是提供流动性，即通过提供流动性来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更优配置。作为流动性的债务，意味着所有权与风险的让渡。

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债务逐渐从道德标的过度到市场标的；借贷被定义为一种市场行为，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而非道德行为。这是完善这项法律必要的认知革命。

其实，破产法与企业家精神、有限责任制、风险经营，是一脉相承的市场规则。与古代商人相比，近代企业家为什么能够创造如此巨大的财富，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限责任制的发明。有限责任制可最大限度地向市场转移风险，激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

这是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接受了有限责任制的好处，却回避其风险。破产法实际上是为有限责任制收拾烂摊子。如果破产法不健全，反过来也会影响有限责任制优势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有限责任制将企业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企业以法人自己的独立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就是法人的独立人格。而破产法正是实现其独立人格的最后保障。

市场洪流滚滚向前，债务大潮宜疏不宜堵。只有完善破产法才能让该破产的破产，该清算的清算，才能避免市场陷入“囚徒困境”——企业家沦为“老赖”东躲西藏，债权人又无法得到清偿；才能倒逼市场进入“正向循环”——每一个风险链条回归理性，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控能力。

所以，民营企业家真正的独立人格是，只服从于制度，而不是其它。